第 19 部分(2 / 6)

再没有其他的生活了。

    作为师范大学的学生，我和厚朴的大部分同学都留在家乡当起了老师，偶尔有些来北京进修或者补习的。我作为唯一一个扎根北京的人，自然成了他们的驻京接待处。

    我没再刻意去打听厚朴的消息，但来的人总会有意无意地说起——事实上我和许多同学说不上熟悉，只是偶尔说说一些陈年旧事和另外一个共同认识的人的故事，勉强证明，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彼此身上花时间的原因。

    据说厚朴流浪到最后，没有朋友收留了，借公共电话亭打了个电话，就被他父亲来城市接了回去。

    为了他的事情，厚朴的母亲和父亲吵了很凶的一架，最终母亲的主意占了上风。在母亲的努力下，一些关系得到疏通，厚朴被安排到三明一个很小的村庄里去教书。教的课据说很杂，有语文、政治和音乐等。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经常会在忙到大脑快抽筋的时刻，突然想象，在一个小村庄里带着一群小孩唱歌的厚朴。在我的想象里，他还是那样激情四溢，还笑开着两颗小虎牙，而村子的阳光，能把他的脸再次照出那种动人的透亮感来。我总会边想象，边自己开心地笑。

    仿佛过上这样生活的，是我自己。

    糊里糊涂地，我在北京已经待了两年了。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大学时期的班长给我打来电话：“你这周末能回来吗？一起去趟三明。”

    “为什么去三明？”我没反应过来。

    “厚朴死了，班级组织同学们去探望他家。想说你们是最好的朋友，要不要也去送送他？”

    我当即脑子一片空白，犹如被人重击了一般。

    班长还在讲述这几年厚朴经历的种种，那是和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到村里教书的厚朴，一开始有些寡言，但也称不上什么问题，但慢慢地，他不断和家里人说，脑子里有个声音，哐当哐当的，像是有只怪兽，就住在他脑子里到处冲撞。一开始，还只是在晚上隐隐作痛，渐渐地，会突然毫无征兆地发作，他一开始只是喊头疼，后来竟发展到拿自己的头去撞墙，撞得头破血流。

    课最终是上不了了，他的父亲带着他到处去检查，并没能查出什么问题。

    自杀的前一周，他对父亲提了最后的要求：我能去北京看病吗？

    他父亲拒绝了。

    这几年，已经耗尽了这个家庭的最后一点积蓄，也耗尽了这个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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