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17 / 21)

因为我已决定寻找共产党，为自己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刘湘所以要我为他效劳，是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使人害怕。我用来对付反动派军队颇具成效的战术，是我驻在印度支那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得来的机动游击战术。我跟部队的逃兵、流窜的匪帮作战，从这些艰苦经验中学习到的东西特别有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

    “我的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自己体格很强壮，能跟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密切接触，因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不管大小，我事前总要查勘地形，精密计划一切。我的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要坚持要从一切角度对敌人的阵地有清楚的了解。我跟民众一般也保持很好的关系，这给我不少帮助。蔡锷以其指挥战术著称，他教我许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有德国步枪作为武装。我以为对指战员都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对政治形势的了解。有了这种了解，他们才能有坚决地为主义而战的士气。此外就是经验——你仗打得越多，越能掌握局面。

    “我在四川离开刘湘以后，就搭长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寻找共产党。这时，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时期，前途实在黑暗，我很苦闷。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但在一九二〇年底回到云南时，在从唐继尧手中逃脱出来前，我买了一些戒烟的药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长征’时，实行戒烟，在到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差不多已经戒脱了这个恶习，在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绝了烟瘾。

    “我在一九二二年离开四川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发生关系，只是决心要同它取得不管是什么的联系。事实上，党刚在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于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是在我自己阅读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对我的其他影响只有跟法国留学生的几次谈话。我驻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够找到的关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书籍，我都读了。在这以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保卫民国和在中国实现孙中山的民主政治的战斗上。但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进一步，必须象俄国革命一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以希望。

    “我在上海找不到共产党的踪迹，因此我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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