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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斯诺的文章,他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也禁止去中国旅行。直到一九六〇年六月,他得到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和毛主席、周总理进行了会谈。一九六四年到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访问中国,毛主席又接见了他。一九七〇年十月斯诺同洛伊斯·惠勒·斯诺夫人一同来华,国庆节在***上同毛主席,同周总理会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毛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这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那一次会上毛主席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谬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例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诺刚回到瑞士不久,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邀访问北京,揭开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总统来华的时候,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国之行。由于病魔缠身,不能达到他的愿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二点二十分,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了。
在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
“我热爱中国。”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即前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这是适当的。这是一九三六年他去西北探险旅行的出发点,也是一九三七年他整理资料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在斯诺的一生,除了为欧美报刊写作通讯稿以外,他完成了十一本著作,其中极大部分是和中国问题有关的。一九七一年回到瑞士以后,他还写了《漫长的革命》一书,由于抱病在身,还没有作最后的审定。
但是所有后来的著作,都不能和《西行漫记》相比拟。即使是杰出的报告文学,在事过境迁之后,往往成为明日黄花。唯有四十三年前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以后,他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他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初版《西行漫记》除了有关西安事变和《关于朱德》部分引用了尼姆·韦尔斯的笔记材料以外,都是他亲自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斯诺西北之行,正值中国和世界局势大转变的开端。一九三六年,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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