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刺激(6 / 10)

    坐在那边的赵官家再度适时插嘴道。“但沿河军屯、民屯，多是建炎二年、三年朝廷回归东京后，统一安置的村庄，里面许多军伍人，霸痞还是少一些的。且与此虑相比，这些屯点基本上都是杂姓，素来无宗族活动，年节祭祖、中秋上坟都没个去处，这不是好事，最起码常有食菜魔教趁机侵袭，以至于成祸。所以，朕的意思是，此事若能成，便以无息做诱，许他们自决，看看能不能仿效南方的族产，专以此类桑基鱼塘设置一些村产……”

    这话一出来，上下齐齐若有所思，李光也陡然醒悟，却又勉力笑对：“若如此，倒是臣思虑不周了！此事，臣以为可行，且御史台可发两位御史，沿河左右巡视，专门监察此事。”

    赵玖欣慰颔首。

    话说，赵玖最后提到的东西，才是真正切中了这群官僚们要害的东西——那就是村社集体财产，以及相应的村社集体活动。

    须知道，不管所谓大宋朝的城市化进度有多厉害，这年头的大宋，依然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中世纪皇权社会，而且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碍于生产力和组织先进度的问题，皇权的末梢结构是难以触及到最底层老百姓，也就是所谓皇权不下乡的意思。

    而这种情况，就会滋生问题。

    首先是小农经济的脆弱，使得基层百姓在高利贷与租息盘剥面前变得毫无抵抗能力，而这种脆弱，又会使得诸如摩尼教这种具有贫民自助保险业务的宗教趁虚而入，挡都挡不住，最后就是民不聊生，和邪教泛滥，最最后就是揭竿而起。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荒诞的现实在于，皇权如果强行入乡社，反而会造成更大混乱与损害——因为在皇权时代，跟官府比起来，什么和尚道士地主都简直算是白莲花！

    甚至，那些和尚道士地主之所以能够盘剥百姓，敲骨吸髓，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附于皇权后的作恶。

    这种情况，再过八百年都难以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温和的基层组织形式，既能对上服从统治，又能对下起到安抚作用。

    历史上占据这个位置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宗族。

    而宗族想要起到切实作用，很大程度上是要有经济基础的，故此，族产这个东西的作用毋庸置疑。

    那么成制度的族产又是谁发明的呢？

    答案是范仲淹。

    范仲淹发明了族产之后，立即得到大宋朝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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